协会新闻

由美国斯诺研究专家凯莉·朗女士（Kelly Ann Long）耗费十年心血撰写的《海伦·斯诺评传》（Helen Foster Snow，an American Woman in Revolutionary China）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研究海伦生平的评传，也是第一次被译为汉语与中文读者见面。笔者在动笔翻译前多次在网上搜索，除了两年前由海伦的侄女谢莉尔女士与安危合作编著的《架桥：海伦·斯诺画传》之外（京东网显示：该商品已下柜，非常抱歉），再没有找到有关“海伦·斯诺评传”的任何信息。

笔者认为，直至今日，在对新世纪中美大国关系的论述中，海伦·斯诺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被忽视，或者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中美两国对海伦的研究始终停留在民间学术交流这个层面，尤其是最近中国南海问题上突现的“抵制肯德基和苹果手机”现象，传递出一些错误的信号，中美官方都没有从两个斯诺的研究中，反思中美关系的源头。面对新世纪和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中美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发展，不仅是两国政治家关心的话题，也值得学术界、外交界，特别是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和斯诺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思考。

通过翻译这部“评传”，我了解到，海伦不是离开延安离开中国就被人们遗忘了，尤其是1940年她回到麦迪逊以后，继续为支持与中国有关的事业而努力，直到1949年与埃德加离婚后才开始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尤其是当中国六、七十年代（文革、中苏交恶等）在世界上引起更多关注的时候，她更加淡出人们的视野。笔者常想，如果他们当时没有离婚，那么1960年、1964年、1970年埃德加三次访问中国，站在他旁边的女人不是惠勒而是海伦，他们夫妇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假如1970年国庆节，当毛泽东在天安门上通过埃德加向美国传递“愿意恢复对话”的微妙信息时（尽管这个信息后来被证明没有引起华盛顿的重视），站在他旁边的当然是海伦，他们夫妇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也许华盛顿方面就会在短时间内领会那个外交信号，海伦也许就不会成为“未被颂扬的女性”。然而，时光不会倒流，历史不可能重演，更不可能有任何“假如”、“也许”的存在。

笔者认为，凯莉女士所做的一切和安危先生的人生追求一样（前者是通过后者认识海伦的），就是通过对海伦人生的研究，让海伦这位没有被充分颂扬的伟大女性，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中。

凯莉通过撰写《海伦·斯诺评传》终于明白，“写一部至关重要的历史传记的确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她意识到，“在多年努力之后完成的评传距离我最初的设想已经相去甚远。”凯莉在撰写这部传记后感慨地说，“任何试图将一个曾经支持随后又妨碍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位伟大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高大化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冒险。”

笔者通过翻译这部评传，对作者撰写过程面临的挑战深以为然，撰写“评传”比单纯的“人物传记”，难度更大，对每一个环节不仅是简单的叙述，而且要深入点评，并力争做到客观公正，实属不易。同样的道理，翻译一部“评传”比简单地翻译“人物传记”也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就像评论文章比叙事文章更难翻译一样，句子普遍很长，结构复杂，用词偏僻，主从关系一旦搞错就会产生歧义和误译。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历史学家和专家对海伦的评价呈多样化态势,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凯莉在“引言”中挖掘出几乎所有学者不同时期对海伦的评价。（见“引言”）

众所周知，在对海伦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安危的观点具有权威性和客观性，他与海伦长达20年的交往中造就的相互信任显得十分重要。当许多中国学者称赞海伦是埃德加的“好妻子”时，他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那就是“海伦并不想成为一个传统的妻子，她要的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文学创作和贡献。”尽管安危也曾把海伦描述为“批判性的、苛求的，甚至经常批评诅咒埃德加”，但是他完全认可海伦的贡献和观点的重要性以及她对中美关系的特殊的、持久的贡献。

仔细阅读《海伦·斯诺评传》的第11章和“引言”，我们就会发现，凯莉对海伦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凯莉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人物传记，尽可能地把有关海伦的评价从史料堆中罗列出来，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对历史负责的缜密态度。

在多年来对海伦的研究中，人们多关注于她关于中国的写作和延安采访，忽略了海伦晚年的文学创作。美国历史学家维拉·施瓦兹在他的文章中建议学术界,“应该意识到海伦是一位作家，她的小说和诗歌需要人们去了解，去谈论，而不是仅仅关注她对中国的报道。”

然而，凯莉通过自己的研究也提出了略显不同的看法，她认为海伦在不同文学流派和写作风格上的探索很难让人们将她的晚年作品归类，在政治和历史题材上，她所缺乏的学术资历使她在学术界难以得到认可，因为她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她作品中的虚构和创作部分往往使人们把她归类于多愁善感的帝国主义旅游作家。对于如何评价海伦的文学作品，凯莉在“引言”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的确，海伦的文学作品尚未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但正是这些作品说明了她在树立个人和公众身份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与抗争，反映了她想做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让人们记住她。”

令人欣慰的是，凯莉在完成这部“评传”后坦然表示，她的研究主要关注海伦关于中国的写作，因为这些写作从未获得过充分的研究，至于那些晚年的作品就留给别人去研究吧。显然，凯莉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坦诚的、客观的，预示着“对海伦的研究”尚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坦率地说，抗日战争前后是来华外国记者最为活跃的时期，现在回头来看，海伦的确是这些来华记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中国的情感贯穿一生。她在“永恒”一诗中说：“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因为那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海伦专程到纽约欢迎她在延安时期的老朋友黄华赴任，1972年尼克松结束破冰之旅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她变卖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两次重返中国，连续出版了《重返中国》和《毛泽东的故乡》。显而易见，海伦对中国的特殊情感是那个时期所有来华记者无法相提并论的，海伦终其一生的成就都与中国息息相关。

纵观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尤为重要。从八国联军入侵到庚子赔款，从二战到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许多历史真相长期被人为掩盖和回避，直到90年代初苏东演变后许多档案解密及新世纪以来中美大国关系的建立，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这个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究竟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应该与美国保持什么样的双边关系。尽管海伦在中国的经历年代久远，但她的故事和所做的种种努力却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凯莉在“引言”中认为，“对海伦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那些被文化所规范的、诠释自我和诠释他人的方式的理解，继而鼓励作家和普通阅读大众拥有更好的洞察力和分辨能力。”

众所周知，海伦不是美国的外交官，也不是传教士，更不是商人或军事家，她既不是附属于某高校的教师，也不是必须按照报社总编的立场发表观点的纯粹的职业记者，她的作品不为任何官方、政府或美国外交利益而写，她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她和埃德加等对中国的集中报道无疑在纠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历史偏见方面，帮助建立了更加正面的中国人形象，当然也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海伦的经历提醒我们也要挖掘其他美国妇女的生活，她们曾在跨文化领域努力工作，她们的故事也应该广为流传。凯莉在“后记”中也明确提出继续深入研究海伦的重要性，“总结自己许多年的努力，我时常被提醒，历史是一个变化的、不断修正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持续的不断再解释的过程，海伦和其他“中国通”的人生故事也要面对历史长河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