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学界、翻译界座谈《忘年之交》

    2003年2月9日，陕西省文联、陕西省作协和陕西省译协联合举办《忘年之交》文学评论座谈会，我省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陈忠实．萧云儒、雷涛、方英文、费秉勋、畅广元、李星、宋建元、王仲生、党永庵、刘卫平、刘建军、徐启升、朱泽生、李敏等出席，对《忘年之交——海伦与安危两地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对该书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及收藏价值展开评论。座谈会由省作协党组书记雷涛同志主持，该书原作者之一，翻译家安危以及书中涉及的我省历史见证人张西望、何克敬、张学信、牛建华等以及省译协的部分中坚骨干一共4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

(以下发言均根据录音整理编辑，未经本人审定)

    安危先生是我比较熟知的学者。此前，我只知道他在当翻译、在办学、在做各种社交活动，没有想到他还在默默地打造一项非凡的工程。因而，这件事首先使人对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敬重。他和海伦是忘年交，他俩之间不仅仅存在着年龄差异，更有着不同人生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是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可是，两人所写的信札，都是坦露心声、直抒胸臆，直言见解，从而追求真理。我读这些书信及其相关的资料，总会被浸透于纸中的两人之间的纯洁、真挚的友谊所时时感动。诸位都知道，海伦与斯诺一样，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大西北和延安，并非出于简单的观光旅游的目的，也并非出于一般意义上的好奇。她是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的岁月，需要世界了解和同情、支持之时而成行的。为了什么？一言以蔽之，为了人类和进步事业。她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多了一个知情者，多了一个知音，多了一位传播人。而这一次的远足也使海伦由此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融入了华夏民族以及它的解放事业，并义无返顾地走了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结。安危先生本来可以当上一名官员并追求高官厚禄，或从事他的教学工作，成为一名著名教授。可是，他自从结识海伦并作为翻译陪同她赴延安纪念馆参观时有了心灵碰撞之后，便放弃了更多的属于他在名利场上可以得到的机缘，而转入潜心研究两个斯诺上。他的作为，同样没有那种急功近利的世俗观念支配，仅仅是为了一种精神，一种哲学，一项事业——人类进步事业。因而，我们在读这数百封或长或短，或轻松或沉重的往来书信时，除了感叹大洋两岸的两位学者间的高尚友情外，更感受到两个曾经长期是敌对的国家中的学者共同关爱和平、关爱历史、关爱世界进步的崇高人文精神。

    《两地书》是一个令人容易产生兴奋感的书名。以前，我读过马克思和燕妮的对话，读过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的交谈，读过鲁迅与许广平的鸿雁传书。读安危与海伦的书信，令人感到的是一种全新的别样的亲情。这些书信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不但有政治、历史、经济、文化问题的探索与交流；也有关于人生，包括做人做事，包括社交、友谊的认识和经验介绍；还有关于研究方法、治学精神等等方面的探讨。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史实方面，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关于中西文化差异与趋同诸方面的各自研究收获的交流与看法，更是不言而喻。所以，《两地书》的资料性，他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甚至，我觉得这种价值已超越了时空，或者说应该由时空去承载。

    而作为读者，我的快感还在于通过读这些信件，读到浓缩了的两个民族间的理解，读到了人类本来就存在的真实与无私。由此，我又想到，一个人在这白驹过隙的旅途中，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在做善事，做有意义的事。为数不少的人忙忙碌碌，为财、为官、为个人利益的满足和膨胀而活着。可是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有，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有的人则甘于清苦，不为名利，不为享乐，于是身后留下了科研成果，留下了作品，留下了精神与英名。这才是生命的真正价值。安危先生，还有为翻译、编辑和出版这本书而操劳的马珂先生正体现着这一价值。这种价值一定会昭示、启迪更多的人们为生命的质量而重组生活内容。从这个角度看，《两地书》的意义，也是不同凡响的。

    《两地书》出版发行于中国加入WTO后，正是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步需要进一步了解世界，世界也应该更加全方位地了解中国。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更加说明：文化没有国界，文化需要交流。民族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够创新和发展。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表现出强大的革命性。而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成支柱产业。因此，从世界全局来把握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为重要。陕西这片活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13代王朝在这里建都，积淀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还有延安时期共产党所倡导的革命文化，形成了民族文化中新的涵义。对此，我们感到自豪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只是自豪而不再学习和汲取，不了解世界先进文化并拿来为我所用，那就只有固步自封，最后走上孤芳自赏而渐渐停滞的落后状态。读《两地书》，使我们更加感到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比较就有鉴别，就有互动和提高。陕西是经济欠发达的内陆省份，在强强联合的世界经济社会大发展时期，陕西人面向世界找差距，奋起直追赶先进，扩大文化的交流，实在是太重要了。《两地书》的另一个昭示也在这里。安危在这方面堪称是一位先行者、开拓者，有一种榜样的力量存在。马珂独具慧眼，能看出安危与海伦书信的价值，为其付梓奔波，终有成效，同样令人佩服。

    读这本书，完全改变了读一般作品的那种“阅读”感觉，而是在看一段几十年的友谊，几十年的人生。一段特殊的原生史料所记录的真实事件，这些事件背后所辐射的历史和时代，都有着那么珍贵的意义，都那么深深地感动了我。

    这本“两地书”写出了两个人。海伦·斯诺和安危在为中美友谊交往所做的事业中，由相识到相知，到知音，到终其一生的战友。这两个人在字里行间显示出了比较丰富的内涵。他们的勤奋执着，他们的责任感，他们的忘我精神。还有他们那种浸透了人性、人情的友谊和互相的关切，都令人感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是我们原有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他们的精神已经由政治、社会、民族层面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超越升华到人文关怀层面。对人民、百姓、民族生命的、文化的、终极的关怀，这种关怀深切到一定程度，国际主义便升华为人类的人道意识，人类主义。

    这本“两地书”写出了两个民族，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中美两国优秀人物在改变我们这个星球生存状态的努力中，那种事业与感情上的休戚与共，辐射出两个民族最美好的精神品质。中美两个民族远隔重洋，在其善美的层面上，都那么相似。这本“两地书”还写出了两个时代，一个是写信的时代，前景上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和现代美国，两代人重续中美友谊、继续为中国西部振兴努力的时代。二是信中所写的那个时代，深度背景中的时代，延安时期、战争时期的时代，斯诺夫妇和中国共产党人初识的时代，向世界报道“红色中国”的时代，搞“工合”运动的时代。两个时代构成一种潜在交叉、迭印，构成一种潜在结构，产生了耐人寻味的阅读效果。

    感谢海伦·斯诺，感谢安危，感谢译者马珂和出版社的同志，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部极具文化信息量的作品。

    我认为今天开这个研讨会，目的不在于讨论该书艺术上如何如何，而在于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将这样一种感情自然联系在一起。我们也会自然地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珍藏起来，也就珍藏了一份情感、一份友谊。总之，今天能参加这个会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而且我肯定要把这本书读完。

    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一个细节非常感动，海伦·斯诺晚年生活状况令我震惊，每月70美金，而当时中国在美国的公派留学生的生活费每月达400美金，她的生活费远低于美国政府发给流浪汉的社会保障金。更令我感动的是她多次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的资助，她来中国访问都是把过去收藏的文物卖掉，凑够路费。为什么?她觉得花了共产党的钱，她写的书就没人看了。这个精神太让人感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喜欢吹这一点，而海伦几十年如一日。不用宣言，不用吹牛，固守着一个文人，一个作家，一个战士的道德与良知，而且是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坚守着，为了她写的书让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不花共产党的钱，就这一点，我做不到，我感到羞耻。许多人，也包括我，总是在一点小小的困难面前，生活待遇面前，怨天尤人．心态极不平衡。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到这书时半天回不过气来，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两地书，而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海伦和安危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做人的榜样。这本书不同于其它随笔、文集之类的书，读这种书有一种崇高感。我八十年代读《西行漫记》就有一种激动和兴奋的感觉，后来还把《西行漫记》中对关中的一段描写引用到《白鹿原》中。

    这本书，我昨天晚上从12点读到3点，还未看完。我认为人道、人性是此书的特点，它是中美关系的延续，二次世界大战的余响．是20世纪人类最激情的100年的最后回声。20世纪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革命”。海伦30年代来到中国，原本是想报道国民党的，最后冲破封锁到了延安，报道了中国革命，最后深深地被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支队伍所感动，便写了《红色中国实情》及一系列报道，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总之，海伦不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而是属于全世界。她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部《白鹿原》那样的书。刚才陈老师也讲到这一点，我也很感动，她多次拒绝中国政对的资助，保持了一个文人、一个作家、一个记者的独立人格，她的心灵是开拓的，展拓的，自由的。我想安危先生能够与她建立这样深厚的关系，可能是基于她的人格魅力。

    过去我们把那些对我国友好的西方作家统称为“进步”作家，我现在对这两个字非常反感，因为“进步”这两个字的前提是认为咱自己很先进，然后才看别人。海伦比这个“进步”要伟大得多，她不仅属于美国，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人类。从安危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文革后期，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与一个美国作家，分属两个遥远的国度，年龄相差35岁，又是两个时代的人，他们同病相怜，互相欣赏，从而产生了互相交往的兴趣，应该说这是一种跨越太平洋、跨越两个不同文化的友谊。

    另外，马珂先生的文章我读过不少，这本书， 译得流畅，优美，富有节奏感，甚至可以朗读，有一种自然节律。这是海伦影响了安危，安危又影响了马珂，最后便产生了这本书，这本书可能不会畅销，但永远会陈列在图书馆。而且它对陕西文坛还有一个新的意义，过去都以为陕西作家土，而这本书则很洋，这说明陕西并不是那么保守，与世界最发达国家也保持着深层的文化交流。

    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忘年之交》是值得永远珍藏的一部著作。两地书是中美人民友谊的结晶。这本书全文收录了当年《支部生活》编辑部给海伦的信和海伦给我们编辑部的复信。这便勾起了我们之间一段美好的回忆。1982年我刚从陕师大调入《支部生活》编辑部，安危翻译了一篇海伦的文章《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我将此文送给当时的陕西日报总编张光，他也是刘志丹的女婿，他看到此文大加赞赏，因为当年海伦在延安时并没有见到刘志丹，而是从许多知情人，包括刘志丹的亲属口中采访得到的素材，才写出这样一篇人物传记。在张光的支持下，该文在《支部生活》上发表，并产生了强烈反响。我们用这篇文章的稿费为海伦买了一条榆林毛毯，托雪莲女士转交给海伦。如果能给晚年的海伦带去一丝温暖，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海伦收到毛毯后给我们写来一封长信。除了表达谢意之外，还谈到陕西与明州建立友好关系以及工合运动等问题，我们将她的复信送给省委、省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为陕西与明州的友好交流奠定了基础。

    我认为海伦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一个人要为追求真理而斗争。中国走向繁荣，实现民族复兴，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也是海伦的夙愿。《忘年之交》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要通过研究一部著作去感悟一种思想境界，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告诉世人不忘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繁荣的新世界而努力。

    在座这么多大作家、评论家，我都不敢说话了。可能各位对这本书都有些感情．我不敢吹牛，可能我感情最深。1982年9月，我与安危一块儿到了美国，有马文瑞的夫人孙铭，当时雪莲竭力鼓动我们去看海伦。我刚才翻开书看到倒数第一幅照片，安危在为海伦扫墓，我记得海伦就在这里告诉安危，我也在场：“我死了以后就埋在这里”，

当时我就觉得很苍凉，现在想来，她当时说这话是有意思的，她在给安危一个信号，来日不多了，你无论如何要把我的事情办完。

    我接触安危这个人很早，可以说是我从外院把他千方百计调到外办，他的语言功底我是了解的，是当时他班上最优秀的，工作以后，他很努力、很刻苦、很执著，后来翻译出版了许多海伦的书，我想这个年青人将来肯定大有作为。

    这本书的出版进一步介绍了海伦与安危在相互交往中的很多事情，折射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安危翻译出版了许多海伦的著作，受他的影响，我们两个为西安与堪萨斯城友好关系做了许多艰苦的努力。以后，我们两个又先后获得堪萨斯城荣誉市民称号。我退休以后，两次应邀访问堪城，还访问了斯诺纪念馆。这中间我了解到，安危作为中国访问学者，在美国讲学期间，每逢周末就去看望海伦，帮她整理抢救一些珍贵资料，他去了首先要帮老太太打扫卫生。我估计“两地书”中介绍的一些史料恐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希望安危同志继续努力，也希望马珂同志继续协助翻译出版，总之，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关于这本书的重要价值，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这本书应该是海伦那所房子里的资料的缩影。海伦与安危的认识是一个大事情，是一种缘份，这种历史性的相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本书的公开出版，更重要的是让世人，包括在座的各位了解了海伦一生中为中国革命所做的一切。如果安危当年不在延安纪念馆工作，海伦即使去了也遇不着他，也可能就不会有这样一本书和安危翻译的那些东西。我曾经去过山丹，那里有座艾黎博物馆，艾黎的坟墓就在那里。我觉得，外国人有时候干事情比我们中国人更勇敢，更坚毅，博物馆里有艾黎在中国搞工合运动的照片、实物等，非常丰富。当时我想，外国人为啥要到中国来干这些事情。有了这个博物馆，就会让后代人了解那一段历史。因此，我想，海伦有34部书稿，如果她不认识安危，这些珍贵的资料也许就永久地尘封在那间房子里。因此我说他两人的相识相知是一件大事情。

    另外，我觉得海伦在她几十年的写作中，好象是只管耕种，不管收获，但认识安危以后，点燃了她出版这些书稿的欲望，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海伦硬是把安危给箍住了，她在信中非常急切地说，你晚翻译一个月，人们就迟一个月读到这本书，我死了以后再翻译，对我就没有意义了。

    当然，这本书的出版使我们对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所说的国际主义有了更深刻、更感性、更广泛的体会和认识。另外，马珂的工作也是伟大的，从马珂与安危，正如安危与海伦，这一点在“译者后记”中也说得很清楚了。要想详细了解这本书的意义，就必须认真去读这本书。“后记”写得诚挚，富有感情，还有“序言”，这两篇文章都写得比较好，再说什么都显得有些多余了。读这本书净化了我的灵魂，对我有一种鞭策与激励，使我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这本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从安危与海伦之间的忘年之交可以看出，当代民间文化交往事业的价值所在，对今后我们开展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许多借鉴意义。现在，我们暂时摆脱一下单纯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出发的思维方式，我感到中国人在读斯诺的时候存在着太多的功利色彩，更多地局限在对我们的支持与理解上，其实这是一种弱文化的心态。我觉得，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应该有一种公正的人类意识，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不了解的文化，不要妄加评论、妄加猜测，因为当代人都是被媒体包围着的，当人们不了解时，媒体就会给你灌输很多所谓的意义。斯诺的伟大就在于当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时候，他来到陕北延安，这是当时那种体制给他提供了这种方便，而他也执着地追求着一种真实，并不象有些媒体那样，戴着有色眼镜和某些偏见。文化交往公正的人文意识就是反对那种以文化隔膜为基础的偏见。这一点，斯诺和海伦都做到了，他们的伟大就在这里。安危的慧眼就在于他意识到海伦身上存在着人类文化价值永存的东西，并执着去研究。

    另外，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情感是随时都可以发生的，但真爱不多。斯诺对中国，安危对海伦这都是真爱，这是当代文化交往中很重要的方面，过分的功利主义常常让一种形式主义笼罩着文化交往。礼仪式的文化交往过去就过去了，它和人类进步，和人自身发展没有多少关系，我们的外办过去就做了大量形式主义的、事务性、公务性的东西，留不下多少对人自身发展与提高有价值的文化交往。当海伦指着足下那片草地告诉安危，“这里才是我永久安息之地，”我感到，他们两个人的内心都达到了交融，而且是异国人，异文化之间的交融。凡此种种都给我们当代人提供了一种价值取向。在进入一种交往的公共领域中之时，要尽可能超越本文化对自己带来的各种局限，看到更广阔、更广泛的人类进步性，而不是单纯的、民族的，甚至是狭隘的东西，如此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交往的真正价值。

    这本书读起来是很动感情的，而且对我们的心灵也是一种净化。我是在精神极端困乏的那个年代中读过海伦·斯诺的书，当时只觉得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斯诺到延安去的那次破冰之旅，是在海伦·斯诺的鼓动策划下实现的，当外部世界把共产党看成是青面獠牙的时候，由于斯诺深入到那个不毛之地，最后向世人展示了红军是怎样一支军队。《西行游记》是对中国男性革命领导人和革命将领的一次真实的认识，而海伦的“续西行游记”又是对中国女性领袖的真实认识，那时我就认为海伦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杰出的记者。读《忘年之交》之后，对海伦·斯诺自从30年代之后的整个生命轨迹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我感到她的一生充满了苍凉感、悲壮感，还有崇高感。在她的生命历程中，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始终不变她的初衷，对她伟大的情操，伟大的人格，伟大的精神可以说划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这本书把这一点完全地呈现出来了。所以，如果我当初认识到的海伦是一位杰出的女性，那么我现在认为她还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身上所具有的那么一些美好的东西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正象以上几位同志所谈的，这是一本净化心灵的书。

    第二，安危和海伦十几年的合作给我们呈现出，在当今多灾多难的世界上，虽然是弱肉强食，强权政治，但人类之间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国家，但对和平、美好、人类幸福的共同追求，这个是相通的，虽然这个世界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但通过这本书，我们觉得有信心，这个人类是有希望的，美好的东西是能够互相沟通，互相交融的，而人类的最后美景是一定要实现的。《忘年之交》象一首抒情诗，不是一般的政治读物，而是一本特殊的教课书，这本书的问世也是世界的一大幸事。我祝贺安危，也祝贺马珂同志慧眼识珠，把这样一部好书呈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来一是祝贺，二是学习，学什么呢？学习安危、马珂两位同志的精神，最近几年来，我们省译协搞的美国志愿者活动，我多次在欢迎会上说，我为美国人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我愿意做一名志愿者的志愿者，马珂说了，人家是斯诺研究专家，他是研究专家的专家，跟我的这种心态有些相似，但我要向他学习，因为我没有象他那么刻苦地去翻译这本书。最后我再讲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看一看海伦墓碑上的那句话，在这本书的第l 1页，英文是“Bridging future generations'’，意思是“沟通后代的桥梁”，看来，在海伦·斯诺的心目中，她所做的一切不是着眼于她的几十年，而是几代人之后，所以我觉得要通过这本书影响更多的人也走这条路，也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另外，我读过索尔兹伯里的东西，他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记者，他在那种情况下，重走了红军长征之路，我们很受感动，还有刚才那位同志谈到的路易·艾黎，这就让我想到海伦·斯诺包括埃德加·斯诺的精神是什么?她是不是共产主义者，是不是我们常说的国际主义，我说不清，但我想应该是一种更为宽广、更为伟大、更为深远的一种思想，这个思想跟我们现在追求世界和平，追求人类进步，追求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恐怕是完全一致的。

    一本书的产生，各人有各人的解读，我觉得看到《忘年之交》，渴望谈一个问题，人类渴望沟通，渴望一种无阻制的沟通，而沟通又有政治层面的沟通和生活方式、心灵表达方面的沟通之分。我们常说的“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就是一种政治层面的沟通，但人类真正的沟通应该是生活方式及心灵层面的沟通，安危与海伦就是这种沟通的典范。这点是非常宝贵的。这种文化方面的沟通应该更多地提倡。

    第二，我觉得沟通作为人类生存，应该突破政治、礼教、传统道德思维、文化等方面的束缚。人类自从站立起来以来的确走出了社会，而社会也的确肯定了这一点，不然的话，人类就无法和自然做斗争。但社会在形成过程中又给人类许多压抑，束缚和控制，包括文化，既是一种开发又是一种控制，那么人类就应该在这些方面有聪明的选择。70年代末，我曾经研究过一段陕西的文艺史，积累的资料非常多，也写过一篇小文章《斯诺先生来一个》，讲的是在延安，毛泽东与斯诺一同看戏，大家互相拉歌，就想到了让外国人也唱个歌，于是就喊“斯诺先生来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沟通，刚才有同志讲到海伦晚年的生活状况，希望咱们中国人能够理解，她这样一位学者，一个作家，在那洋一个环境中，把事业、生活、工作、人生融为一体，而我们却常常做不到，我们的角色常常是一种转化，一种道貌岸然的状态，到了另一种场合，可能又是一种状态。我就缺乏这个勇气。我在研究陕甘宁边区文艺史时，日本有位女作家也给我写过上十封信，但我是趋于一种压力，不敢太多地给她回信，怕会带来什么麻烦。看到这本书，我觉得应该向海伦与安危学习，他们之间的沟通才是人类真实生活状态上的高层次，深层次的沟通。人类社会的发展，几个层面都可起决定作用，政治是一种短时态的效应，是快刀斩乱麻，而生产管理方式，是一种中时态的效应，只有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明程度才会起到长时态的效应。现在应该是呼唤我们这个民族文明程度和生活方式的时候了。

    我是来学习的，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很无知，甚至不知道斯诺与海伦曾经离了婚。我在70年代末读过《西行漫记》，我记忆中，当时自己坐在土炕上，怀着一个少年对那种未知领域的好奇，当时连报纸也读不到，天花板上有一张“参考消息”，每天晚上都看这张报，有些东西甚至都会背了。当时我记得70年代，中国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德黑兰，中国蓝球队有个中卫叫张卫平，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西行漫记》，现在想起来，那是一本那样神奇的书，是董乐山翻译的，我今天来之前，又把这本书翻了一下，是1979年出版的，根据1937年英国第一版翻译的，其中写到一个人叫刘炽，是个音乐才子，现在也不在了，一个细节我很清楚，他从来不擦皮鞋，总是在裤腿上一抹，这是闲话。由于很无知，我不能对这本书作什么估价，很朴素的想法，对作者充满敬意的，这是两颗心灵拥抱的一个产物，它的确是红色的，是超越历史的。可以想像，斯诺夫妇30年代到红区去，是怎样一种心态，我想是对末知领域的一种探险，是他们的职业本能和职业需要，“西行漫记”现在仍是全世界了解中国的教科书，1979年一版就印了100多万册，就是因为它客观、真实、忠实于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我摘录了路易·艾黎给斯诺的一首诗的片断，献给安危与马珂先生，我换个频道给大家读一读：

    这个美国梦想家的安静而沉着的面容，充满同情的眼睛，他看到了梦想如何能得到实现，后代的青年将会以感激的心情颂读他的精典著作，他永远是他的星星，代表着他对未来更健康，更干净的世界的希望。

    读“两地书”确实是一种很少有的体验，我感到这是一种改变历史，改变中美两国民间交流的忘年之交，以及他们为了追求真理抗拒命运，并为此顽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怎么这么说呢，我们读过毛主席的“愚公移山”，要把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区别开来，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毛主席讲这话时首先想到了埃德加·斯诺，还有许多当时访问延安的国际友人。历史是“一”他们是“零”，无数人的努力往往成就着那个“一”。姚明可能是将来要成为中美关系中传奇式的人物，他将大大地改变美国对中国人的印象，包括王治郅、巴特尔，这是一种使命，让人感到很悲哀，也很悲壮，也很辉煌。悲哀的是无数的“零”成就了这个“一”，悲壮的是姚明触及美国，他创造了辉煌。文学也是这样，陕西这么多作家，作了那么多努力，但经常提到的也是那么一两个人，大的历史也是这样，以谁谁谁为核心，以谁谁为首。我感到无数的人，无数人的努力成就了这么一个“一”。中美关系上官方只承认一个人，那就是埃德加·斯诺，因为他写了毛泽东和中国老一代领导人。1970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斯诺的那一种待遇，中美第一个解冻的声音就是从那次谈话中传达出去的，表明中国在战略上要改变中美关系。

    斯诺用那么好的字眼来形容海伦，说明两人惺惺相惜的那种感情。我觉得世界上有无数个互相吸引、互相交往的人，但只有伟大的人格为了伟大的目的、伟大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所构成的那种相惜，那种友谊，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我觉得安危与海伦写了这么多信，从1970年在延安远远地看见斯诺开始，安危有一种革命情结，对埃德加·斯诺描述过的那一场中国革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所以安危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当他看到海伦·斯诺对中国人民的那种友好感情，做了那么多让中国人民子孙后代永远也难以忘怀的工作，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个目标是崇高的。我同意费秉勋刚才说的那个话，不能把海伦·斯诺当成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而是这两个美国人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同情中国革命，认为中国人民有权利采取各种办法来改变中国的命运，而且自己还发起组织“工合”组织，最后还积累了350万美元，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处境，尤其是海伦·斯诺，这种同情是伟大的人类资源。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的正是海伦与安危崇高的目标，崇高的信仰，崇高的理想，他们年龄相差很悬殊，但这种精神塑造了两个文化人的光辉形象。

    第三点，我从这本书中看到的是海伦的心灵，那些信写得非常优美，对照我们平常写的那些信，那些东西，包括一些作家写的东西，都没有这么高的文学性。写院子的景色，什么季节，什么温度，什么植物，写她自己的生活……非常有心意，有情感，文笔非常优美，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海伦·斯诺有一段关于离婚的话：“40—50岁是人生的中年危机阶段，出于各种原因，人们要么继续沉重的生活方式，要么重新开辟一条通向未来的桥梁，我的想法一直是后者——开辟一座桥梁。对离婚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解释，那是高层次的文明的高潮之一，这可以使妻子和丈夫重新拥有自己的世界，重新拥有婚姻初期两人合作的成果，离婚是桥梁，是高层次的文明成果。”我觉得这种体验都是光芒四射的思想，好多婚姻问题专家也未必有海伦斯诺这样的境界，所以这本书很有价值。当然也有些不满意，《忘年之交》这个名字太平了，使人想不到这是这样一本不平凡的书。另外，从这些书信中也看出现代传媒对现代书信的故事性、事件性、完整性、完美性、丰满性所带来的侵蚀，有好多故事，事件都在信中提到了，但没有下文，因为他们通了电话，发了传真，信中不必再写了，这是一个遗憾，另外，马珂对安危，对这本书的感情使我很尊敬，他是个很真诚．很谦卑的人。

    刚才方英文给我发了个短信息说你刚才抽了五只烟，吃两个桔子一会儿发言要对得起他们。时间关系，我简单说两句，第一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无数个可能性，要紧的是在多种可能性中寻找一种结合了个人的特长、兴趣、价值观和社会需要种种因素之后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当年安危先生在事业上，涉猎面也非常宽广，而自从和海伦有了一次偶尔的接触之后，就改变了他事业的方向。这么多年来，安危致力于向国内各界介绍海伦这位杰出的女性，这正是他个人特长、兴趣和这个时代文化某个方面的需求，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对我们都有启发，即我们也应该在无数个可能性之中选择一个最好的可能性。再往远说，毛泽东当年和斯诺的交往，也是这样的。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有一种诉求的欲望，毛泽东在最需要诉求的时机，遇到了斯诺，而几十年之后，海伦女士也是迫切地需要一种向中国读者进行精神诉求的桥梁的时候，有幸遇到了安危先生，所以这种情愫、这种机缘是十分值得珍惜的。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如果有这种机缘：有这种情愫的话，千万不要错失。

    第二点，这本书向我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有趣的是，刚才李星老师和王仲生先生都提到了这一点，我在昨天晚上读的时候把它都折起来了，这说明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昨晚十点多，我的一位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他的家庭产生了危机，我说我正在看一本这样的书，当时就把海伦对婚姻的那几句话读给他听。另外，王老师注意到海伦所说的毛泽东与文家祠、曾国藩有一定亲戚关系，毛泽东的成功来自于天才与遗传的结合，我也把这句话折起来了，看来，大家的感受都是非常接近的。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生动的细节，毛泽东第一次看到斯诺给他拍的照片时，差一点从椅子上摔下来，毛说：“我不晓得自己会是那个样子”，毛之所以喜欢斯诺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书中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大大小小的事件，对我都有很多启发。

    第三点，海伦作为20世纪非常杰出的女性之一，正如安危老师在序言中所写的，关于对她的研究，她给我们后人的这份精神遗产的清理和评价，应该说刚刚开始。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对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的感知，总是和我们对这个时代一种综合的评价，是有架起叠构的关系。这个时代基本上还是一个男人的时代，但无数个杰出的女性所做出的或平凡或不平凡的事情，对于这个世界的精神生态所起到的平衡作用，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给予充分的关注和褒扬。海伦女士和许多女性一样，未必作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她一生中做的两件，一件是发起“工合”运动，另一件是对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站在域外一个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所给予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应该说她无愧于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的称号。

    (最后由中国丁玲研究会理事，省现代文学会名誉会长宋建元先生和陕西书法家张翼联合发言，宋教授创作一首诗并朗读)

    时间不多了，我不想再多说，一是感谢安危和马珂，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读不到这本书，好像从遗忘的海洋中把海伦打捞了出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好像不提海伦了，因为有了安危和马珂，才让人们重新认识海伦，这就说明历史不仅是已经形成的文献、文物，而且还应该包括被遗忘的﹑民间的、民众的生活历史。因此，如果我们深入地阅读与理解这本书的话，它是不是在构造一种新的文化交流，用一种新的立场，民间立场，公众化地述说曾经发生过的这段历史。就我自己来讲，这书中许多话是非常令人惊奇的，比如说，海伦讲，毛泽东的优秀是曾国藩的遗传基因和文家遗传基因结合的产物。用这些观点来阐释历史或阐释人物，对我们启发太多了。

    第二点，我读了这本书，对那一段话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她不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者吗?她对这些事情不是象中国人那样，而是固守着她自己的那个梦，我不能说她的梦完全对，但这种固守，这种坚持，这种心灵中间的那块绿地，这种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海伦·斯诺，是一个热忱、坚定的文化传播者，一个时刻关注人类生存精神状态的文化人。她与安危先生的两地书，处处展示着她与人类，自然万物密不可分的睿智豁达的人文情怀。从她的笔触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细致入微，生命的光华和精彩。二十世纪初。世界经济，科学技术，在雄厚的文化沃土中飞速发展，资本运营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杂乱交措，矛盾叠起，促使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思想家，文化人密切关注、审视，研究瞬息万变的社会形态和人的精神状态。这时，埃德加·斯诺和爱妻海伦不远万里来到异域文化中国，从此他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将中西文化放置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天平上，不遗余力，呕心沥血，甘受寂寞，独立独行于世界思想文化苦旅的前列，用自己勤耕不辍的文字为中西文化的发展苦思冥想。看了安先生和海伦­·斯诺的两地书，我为他们这种对文化事业的情有独钟，对他们关心人类精神家园不懈努力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其内容具有超前于时代的文化探索与追求，其意义，应该说是为当今全球信息化社会的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些可贵的料资依据。

    由马珂翻译的收集有海伦和安危近20年交往的200多封信件《忘年之交——海伦与安危两地书》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部近40万字的翻译作品既是一部历史作品、文学作品，又是一部翻译作品。作为历史作品，她记载了海伦与中国革命关系历史，记载了海伦与中国建立关系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性和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作为文学作品，她文句精妙，辞彩纷呈；由于两位原作者都是作家，书中不乏妙语，皆尽玑珠，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相当的文学价值。

    当然，她更是一部翻译作品。海伦是著名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对其母语的谙熟自不必说，翻译她的作品极具挑战性。安危是陕西外语界能用英语思维和写作的佼佼者，翻译他的作品也非易事。翻译他们的作品除了要有扎实的英语水平外，还要有厚实的文学功底和渊博的历史知识，不仅要了解双方国情及文化，还要了解信件撰写的时间、地物和人事。书中涉及众多人名、地名、事件等，需要了解，涉及许多生活中的琐事，如82年10月1日信中的“小浣熊、小鼹鼠”，以及“小仨儿”等。记得当年曾有过一场corncrib译为“作书桌”用的”玉米囤”还是译成“作写作间”用的“玉术仓”的争论，为 a  little 1752 house该译成“门牌1752号的小房子”，还是译成“一所1752年建造的小房子”的笔战。然而，捧读译作畅达、平实，有行云流水的感觉；译文用词凝练，造句明快，有原作的风骨；翻译的“信、达、雅”在这里几乎发挥到极致。

    当然，上述书中的诸多特点，加上信件内容的非连续性，给翻译的理解和表述造成极大困难，使得译文难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91年l 1月29日信件结尾处(P．138)的句子“你见过的蒂姆。吉耐特正在将有关我们的那个‘闹鬼的房子’、我们的‘蒙古马’，关于中国的真实故事用电脑打出来，我们还有一只蒙古灵(狗)，也许你可以据此写一本小册子。”就令人费解。